期货小子勇闯上海滩

，江西宜春，樟树县城。。、湿漉漉的热，像一层看不见的油膜糊在皮肤上。午后两点，太阳毒得能把柏油路面晒化，空气里飘着晒蔫的槐树叶和尘土混合的气味。，行人稀稀拉拉。卖冰棍的老**躲在树荫下打盹，头顶的塑料棚被晒得发软。街对面的录像厅门口，褪色的海报上，周润发咬着牙签，眼神凌厉地看着空荡荡的街道。，倒数第二户。，手里捧着一本《高中数学精编》，汗水顺着脊梁沟往下淌，在后腰积成一洼，浸湿了褪色的蓝布短裤。他看得太入神，直到一只**落在书页上，才猛地回神，挥手赶走。“震啊！”：“别在太阳底下看，眼睛看坏了！”
佟震应了一声，没动。

他盯着书上最后一道函数题——1998年高考压轴题，他已经解了三遍，每次都用不同的方法。第三次的解法最简洁，只用了七步，比标准答案少了两步。

他非常喜欢这种感觉。像在迷宫里找最短的路，每一步都要踩在最精确的点上。

屋里传来收音机的滋啦声，然后是一个字正腔圆的男声：“……江西省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即将开始，第一批本科分数线已公布，文科558分，理科542分……”

佟震的手顿住了。

“震啊！快来！”母亲的声音突然拔高，带着颤音，“你的分数！你的分数出来了！”

书掉在地上。

佟震冲进屋。堂屋里，父亲佟建国已经站在那儿，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电话缴费单——背面用圆珠笔记着一串数字。母亲王秀英站在旁边，手在围裙上搓来搓去，眼睛盯着那张纸。

“多少？”佟震问，声音有点干。

佟建国抬起头。这个教了二十三年语文的中年男人，此刻脸上的表情复杂得难以形容——有狂喜，有不敢置信，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疲惫。

“总分……”他清了清嗓子，“689。”

空气凝固了三秒。

然后王秀英“哇”一声哭出来，不是嚎啕，是那种压抑了太久突然释放的、带着哽咽的笑哭。她一把抱住佟震，力气大得惊人：“我就知道！我就知道我的震儿有出息！”

佟建国转过身，走到堂屋正中央的长条桌前，从兜里摸出根烟，手抖得点了三次才点着。他深深吸了一口，烟雾在闷热的空气里慢慢散开。

“689，”他重复了一遍，像是在确认这个数字的真实性，“理科，全县第一。”

佟震站在原地，脑子里嗡嗡作响。他预想过这个结果——高考完对答案，他就知道自已考得不差。但689，还是超出了预期。

全省排多少？能上什么学校？北京？上海？

念头一个接一个蹦出来。

“电话！”王秀英突然想起来，“快，去邮局！给二舅打电话！给三姑打电话！还有你班主任，张老师！都要告诉！”

佟建国掐灭烟：“不急。等录取通知书。”

“那得等到什么时候！”王秀英抹了把眼泪，“先报喜！这么大的喜事！”

最后折中——先给班主任张老师家打了个电话。接电话的是张老师的妻子，说张老师去市里开会了，晚上回来。挂电话前，她连说了三声“恭喜恭喜”，声音透过听筒传出来，堂屋里听得清清楚楚。

挂了电话，一家人坐在堂屋里，突然不知道该干什么。

风扇在头顶吱呀呀地转，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。墙上的老式挂钟，秒针一格一格跳，声音在安静的午后格外清晰。

“上海，”佟建国突然开口，“你想去上海吗？”

佟震抬起头。

“689分，够上复旦了。”佟建国说，“但复旦的录取线年年涨。保险起见，华东理工也不错，211，在上海，工科强校。你的分数，稳上。”

王秀英插嘴：“北京呢？北大清华……”

“悬。”佟建国摇头，“今年清华在江西招生的理科最低分，去年是692。689差三分。”

“那也不一定，万一……”

“没有万一。”佟建国语气斩钉截铁，“志愿填报，一分都不能赌。”

佟震没说话。他走到墙边，那里贴着一张中国地图——是父亲教学用的，已经泛黄，边角卷起。他用手指沿着铁路线，从江西一路往东，划过安徽、江苏，最后停在上海。

那个红色的五角星。

他只在电视里见过上海。东方明珠，外滩，高楼大厦，车水马龙。还有那些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人，走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，手里拿着他叫不出名字的电子设备。

“上海。”他说。

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晰。

佟建国看着他：“想好了？”

“想好了。”

王秀英还想说什么，被佟建国一个眼神制止了。这个教语文的男人站起来，走到儿子面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——很用力，拍得佟震肩膀发麻。

“那就不改了。”佟建国说，“第一志愿，华东理工大学。第二志愿，填个保底的。”

说完，他转身进了里屋。不一会儿，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。

王秀英拉着佟震坐下，开始絮絮叨叨：“上海好啊，大城市，机会多。但你一个人去那么远，妈不放心。听说上海人精得很，看不起外地人。你去了，要少说话，多做事。吃饭要按时，别舍不得花钱，妈给你寄……”

佟震听着，眼睛却看着墙上的地图。

上海。

七百公里。

火车要坐多久？十二个小时？还是十五个？

他不知道。

但他知道，从今天起，他的人生被分成了两段——一段在樟树县城，在县委大院这间三十平米的老屋里，在弥漫着粉笔灰和旧书味的中学教室；另一段，在上海，在那些他只在电视里见过的高楼里，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。

傍晚，暑气稍退。

佟震出了门，沿着主街往县一中走。街道两旁，熟人见了他都笑：“佟震！听说考了689？好小子！给咱们县争光了！”

他点头，微笑，脚步不停。

走到一中门口，铁门关着，暑假的校园空荡荡的。操场边的老槐树下，有几个学生在打篮球，砰砰的拍球声在暮色里传得很远。

佟震绕到学校后门，那里有条小路，通往河边。

河叫樟树河，不宽，水是浑浊的黄绿色。岸边杂草丛生，有附近居民开垦的小菜地，种着茄子辣椒。佟震找了个树墩坐下，看着河水缓缓流淌。

这里是他过去三年的秘密基地。每次模拟考前，每次觉得快撑不下去的时候，他就来这里，对着河水背书，或者什么也不做，就这么坐着。

“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”

身后传来声音。

佟震回头。是陈斌，他高中三年的同桌，也是竞争对手。陈斌的父亲是县供电局的副局长，家境在县城算得上优渥。他穿着耐克的T恤和运动短裤——在1999年的樟树县，这是绝对的奢侈品。

“恭喜啊，状元。”陈斌走过来，在他旁边坐下，递过来一瓶健力宝。

佟震接过，没喝，放在脚边。

“你多少？”他问。

“652。”陈斌说，“比你低三十七分。”语气平静，听不出情绪。

佟震看了他一眼。暮色里，陈斌的脸半明半暗，嘴角挂着惯常的微笑——那种礼貌的、保持距离的微笑。三年来，佟震从未真正看透过这个同桌。

“志愿填哪儿？”佟震问。

“上海。”陈斌说，“不过我分数不够华东理工，可能去上海大学，或者上海理工。”他顿了顿，笑了，“说不定咱们还能在一个城市。”

佟震没接话。

两人沉默了一会儿。河对岸有妇女在洗衣服，木棒敲打衣物的声音，梆梆梆，一声一声，很有节奏。

“佟震，”陈斌突然开口，声音很轻，“你有没有想过，到了上海，咱们就不是现在的咱们了。”

佟震转过头。

“在这里，你是状元，我是第二名。老师宠着，同学捧着。”陈斌看着河水，“到了上海，咱们什么都不是。外地人，小县城来的，没**，没钱。你说，上海那些本地学生，会怎么看咱们？”

佟震沉默。

“我听说，”陈斌继续说，“上海学生管外地叫‘乡下’，管外地人叫‘阿乡’。他们穿的衣服，咱们见都没见过；他们用的东西，咱们听都没听过。咱们去了，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。”

暮色渐浓，天边最后一丝晚霞褪去，深蓝色的夜幕从东边漫上来。

佟震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土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他说。

陈斌愣了一下。

“他们是人，我们也是人。”佟震看着他，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亮得惊人，“他们会的，我们能学会；他们有的，我们以后也会有。”

陈斌笑了，摇头：“你还是这么天真。”

“不是天真。”佟震说，“是必须这么想。”

说完，他转身往回走。走了几步，又停下，回头：“陈斌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上海很大。”佟震说，“大到容得下所有人。但也小，小到只能容下最生猛的人。”

陈斌脸上的笑容淡了。

佟震不再说话，沿着小路走回县城。路灯一盏盏亮起来，昏黄的光晕里，飞蛾乱撞。

到家时，天已经全黑。

堂屋里亮着灯，桌上摆着三个菜——***、炒鸡蛋、清炒空心菜。中间还摆了一瓶四特酒，是父亲过年都舍不得喝的那瓶酒。

“回来了？”佟建国坐在桌边，脸色微红，显然已经喝了两杯，“坐下，陪爸喝点。”

佟震坐下。王秀英给他盛了满满一碗饭，米饭堆得冒尖。

“今天邮局的老李来了，”佟建国给儿子倒了半杯酒，“说县里电视台想采访你，明天来。还有，教育局那边，可能要给你发奖金。县状元，按惯例是两千。”

两千。

佟震握着酒杯的手紧了紧。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是四百八十块。两千，是父亲四个月的工资。

“这钱，”佟建国看着他，“你自已留着。到了上海，用钱的地方多。”

“不用，”佟震说，“我……”

“听我的。”佟建国打断他，“到了上海，该花的要花，别让人看不起。但也不能乱花，咱们家底薄，经不起折腾。”

王秀英在一旁抹眼睛：“震啊，妈给你做了两床新被子，棉花弹得软软的。上海冬天冷，别冻着。”

佟震低头吃饭。***炖得烂，入口即化，但他吃不出味道。

吃完饭，佟建国从里屋拿出个铁皮盒子，打开。里面是一沓沓整齐的钞票，有十块的，五块的，最多是一块的，用橡皮筋扎着。

“这里是一千八，”佟建国数出九沓，“加上奖金两千，一共三千八。你带上。”

他又从盒底摸出个存折：“这里面还有五千，是你爷爷奶奶留下的，加上我跟**这些年攒的。留着急用。记住了，到了上海，真遇到过不去的坎，就用这个钱。”

佟震看着那本绿色的存折，封皮已经磨损，边角发毛。

“爸，”他说，“这钱……”

“拿着。”佟建国把存折塞进他手里，“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不用说了。我跟**教了一辈子书，没攒下什么家底，就攒下你这么个儿子。你出息了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
王秀英又开始抹眼泪。

佟震握着存折，纸质粗糙，硌手。他想起陈斌的话——到了上海，咱们什么都不是。

他突然站起来。

“爸，妈，”他说，“你们放心。”

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死。

“到了上海，我不会给你们丢人。”

佟建国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然后重重拍了拍桌子：“好！这才是我佟建国的儿子！”

那天晚上，佟震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看天花板。老房子的天花板是木板搭的，年久失修，有几条裂缝。月光从瓦缝里漏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
他睡不着。

脑子里全是上海。高楼，地铁，霓虹灯。还有那些从未谋面的上海人，他们会用什么样的眼神看他这个江西小县城来的“阿乡”？

他不知道。

但他知道一件事——他必须去。必须离开这个他生活了十八年的小县城，必须跨过那七百公里，必须站在上海的土地上。

没有退路。

窗外传来虫鸣，一阵一阵，像在催促。

佟震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。墙上贴着他从初中到高中获得的奖状，密密麻麻，几乎贴满了一面墙。三好学生，数学竞赛一等奖，物理竞赛二等奖，优秀学生干部……

这些曾经让他骄傲的东西，此刻看起来，突然变得很轻。

轻得像纸。

他闭上眼睛。

脑子里突然冒出父亲常说的那句话：“读书改变命运。”

真的能改变吗？

他不知道。

但他愿意赌。

用这十八年刷过的每一本题，熬过的每一个夜，流过的每一滴汗，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。

赌他能在那座陌生的城市里，杀出一条血路。

赌他能活得生猛，不被吃掉。

1999年8月28日，清晨五点。

樟树县城还在睡。

薄雾贴着河面，街巷空荡荡的，只有早起的环卫工人在扫街，竹扫帚摩擦地面的声音，唰——唰——，在寂静里传得很远。

县委大院第三排，倒数第二户，灯已经亮了半小时。

佟震站在堂屋里，脚下是两个编织袋——红的和蓝的，印着“尿素”两个褪色的字。里面塞得鼓鼓囊囊：母亲做的新棉被，用塑料布仔细包好；几件洗得发白的衬衫；高中三年的课本和笔记，父亲说“到了大学还用得着”；还有一网兜苹果，是昨天亲戚送的，说路上吃。

王秀英在灶台前忙活，锅铲碰着铁锅，叮叮当当。她在煎鸡蛋饼，打了六个鸡蛋，放了葱花，油煎得滋滋响，香味飘满屋子。

佟建国蹲在门口，抽着今天第一支烟。烟雾在晨雾里混成一团，分不清哪是烟哪是雾。他的脚边放着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，边角已经开裂，用胶布粘着——这是佟震的行李里唯一像点样子的东西，是佟建国当年去省城进修时买的，用了十几年。

“震啊，”王秀英端着鸡蛋饼出来，眼圈又红了，“到了上海，记得往家打电话。学校应该有公用电话吧？打回来，妈给你报销。”

“知道。”佟震点头。

“吃饭别省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衣服脏了自已学着洗，用肥皂，别用洗衣粉，伤手。”王秀英说着，从兜里摸出个小布包，塞进佟震手里，“这里面有针线，扣子掉了自已缝。还有创可贴，万一……”

“行了。”佟建国掐灭烟站起来，“他又不是三岁小孩。”

王秀英瞪他一眼：“你懂什么！孩子第一次出远门！”

佟建国没接话，提起两个编织袋掂了掂：“太重。书少带点，大学里有图书馆。”

“都带着吧，”佟震说，“习惯了。”

佟建国看了儿子一眼，没再坚持。他把人造革手提包递给佟震：“这个装重要的东西。***，录取通知书，钱，都放这里面，贴身带着。”

佟震接过。包很沉，除了证件和钱，父亲还在底层塞了两本书——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和《***选集》第一卷。书页泛黄，是佟建国年轻时看的，扉页上有他用钢笔写的名字和日期：1976年3月。

“火车是七点二十，”佟建国看了眼墙上的挂钟，“该走了。”

王秀英突然捂住嘴，转身进了里屋。佟震听见压抑的啜泣声。

他站在原地，手指**手提包的提手。人造革的边缘已经硬化，硌手。

“走吧。”佟建国提起两个编织袋，往肩上一甩，先出了门。

佟震跟出去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回头看了一眼——堂屋的灯光昏黄，墙上那些奖状在光线里泛着陈旧的光。灶台上的锅还冒着热气。母亲的身影在里屋门后，肩膀一耸一耸。

他咬了咬牙，转身。

天开始亮了。

东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，然后是淡金色，一点点染开。雾还没散，街道两旁的房屋在雾气里若隐若现，像水墨画。

父子俩一前一后走在空荡的街上。佟建国走得很稳，两个大编织袋在肩上晃荡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。佟震跟在后面，手里拎着那个黑色手提包。

没有人说话。

走到主街，开始有人了。卖早点的摊子刚支起来，炸油条的锅里油还没热。摊主认识佟建国，笑着招呼：“佟老师！送儿子上大学啊？”

佟建国点头：“诶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上海。”

“上海好啊！大城市！”摊主竖起大拇指，“佟震有出息！”

佟建国笑笑，没停步。

走到汽车站，天已经大亮。去市里火车站的班车停在院子里，发动机已经启动，排气管突突地冒白烟。车身上贴着褪色的广告：飘柔洗发水，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。

候车室里有七八个人，都是去外地打工的，大包小包堆在地上。看见佟建国父子进来，有人抬头看了一眼，又低下头继续打盹。

佟建国买了票，两张，一块五一张。他把票递给佟震：“车程一个半小时，到了市里火车站，取票，候车，都认准指示牌。不懂就问工作人员，嘴长在自已身上。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上了火车，座位号是47，靠窗。硬座，二十三小时。晚上睡觉警醒点，贵重物品抱在怀里。”佟建国顿了顿，“火车上有人搭讪，别理。有人给你吃的喝的，别接。”

佟震点头。

班车司机喊了一声：“发车了！上车的赶紧！”

候车室的人开始动起来，扛着行李往外挤。佟建国提起编织袋：“走吧。”

两人上了车。车上已经坐了一半人，空气混浊，有汗味、烟味、还有不知谁的劣质香水味。佟建国把编织袋塞进行李架，用绳子捆了两道，打的是死结。

“坐吧。”他说。

佟震在靠窗的位置坐下。佟建国站在过道里，看了儿子几秒，突然从兜里摸出个东西——是个牛皮纸信封，鼓鼓囊囊。

“这个，”他塞进佟震手里，“**让我给你的。到了上海，买件像样的外套。别让人一看就是乡下人。”

佟震捏了捏，里面是钱，大概五百。

“爸，我……”

“拿着。”佟建国打断他，声音有点哑，“我下去了。”

他转身下车。佟震透过车窗玻璃，看着父亲走到车站院子里，站在那儿，点了一支烟。晨光里，父亲的身影有些佝偻——佟震突然意识到，父亲老了。才四十六岁，头发已经白了一半。

班车发动机轰鸣，缓缓驶出车站。

佟震把脸贴在玻璃上。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黑点，消失在拐角。

车子驶出县城，上了省道。两旁的稻田一片金黄，早稻该收割了。有农民已经在田里劳作，弯着腰，一下一下地割稻子。

佟震收回目光，打开那个牛皮纸信封。

里面是五张一百的，崭新，连号。还有一张纸条，是母亲的笔迹，歪歪扭扭：

“震儿，到了上海好好吃饭，别想家。爸妈都好。”

就两行字。

佟震把纸条折好，塞回信封，再把信封小心翼翼放进手提包最里层的夹袋。

车子颠簸。有人开始吃早饭，包子味，韭菜馅的。有人脱了鞋，脚臭味弥漫开来。佟震闭上眼，强迫自已睡一会儿。

但他睡不着。

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，闪过这十八年的画面。小学时每天走五里路上学，下雨天摔了一身泥；初中时为了买一本参考书，攒了一个月的早饭钱；高中三年，每天五点起床，十二点睡觉，做了几千套卷子，用完的笔芯能装满一铁盒。

还有父亲深夜批改作业的背影，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侧影，墙上那些奖状，那本绿色的存折，那两个沉重的编织袋。

一切的一切，都指向一个方向——上海。

一个他只在电视里见过的城市。

一个可能会吃掉他，也可能会成就他的城市。

车子突然急刹。

佟震惊醒。前面有辆拖拉机横穿马路，司机破口大骂。车上的乘客也醒了几个，嘟囔着抱怨。

窗外，路边出现“宜春市界”的牌子。

到了。

市里火车站比县城汽车站大十倍。人潮涌动，各种口音混杂，大喇叭一遍遍广播列车时刻。空气里有泡面味、汗味、还有火车站特有的铁锈和尘土味。

佟震扛着两个编织袋，手里拎着手提包，跟着人流挤到取票窗口。队伍很长，他排了二十分钟，才取到那张硬纸板火车票——浅粉色，上面印着：宜春→上海，K528次，硬座，47号。

票价：87元。

他把票攥在手心，纸板边缘硌手。

候车室更大，乌泱泱全是人。地上坐着躺着，行李堆成山。小孩哭，大人骂，小贩在人群中穿梭，卖报纸卖水果卖小板凳。

佟震找了个角落，把编织袋放地上，自已坐在上面。手提包紧紧抱在怀里。

离发车还有两小时。

他环顾四周。有和他一样的学生模样的人，身边陪着父母，手里拿着崭新的拉杆箱——那种带轮子的箱子，佟震只在电视里见过。还有穿着时髦的年轻人，戴着耳机，听着随身听，脚上穿着耐克鞋。

他低头看了看自已的脚——一双洗得发白的回力鞋，鞋底已经磨薄。

他默默地把脚往里缩了缩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。

候车室的大钟指向十一点。佟震从编织袋里摸出母亲准备的饭盒——铝制的，外面用毛巾包着。打开，是米饭和炒鸡蛋，还有点温。

他埋头吃饭。周围太吵，他吃得很快，狼吞虎咽。

吃完，他站起来去厕所。回来时，发现刚才坐的位置被人占了——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躺在地上睡觉，呼噜震天。

佟震没说话，默默提起行李，另找了个地方。

下午一点，开始检票。

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检票口。佟震被挤得东倒西歪，两个编织袋太重，他几乎扛不动。有工作人员拿着喇叭喊：“别挤！都有座！别挤！”

但没人听。

佟震咬着牙，一手一个编织袋，拖在地上往前挪。手提包用胳膊夹着，勒得生疼。

好不容易挤过检票口，上了站台。

绿皮火车停在轨道上，长长的，看不到头。车厢外皮是脏兮兮的绿色，窗户推开一半，有人从里面探出头来喊同伴。

佟震找到7号车厢，爬上去。

硬座车厢里，味道更难闻。汗味、脚臭味、泡面味、还有厕所飘来的氨水味，混在一起，冲得人头晕。过道里已经站满了人，行李塞在座位底下，架上，连厕所门口都堆着。

他找到47号座位——靠窗，谢天谢地。他把编织袋塞到座位底下，手提包抱在怀里，坐下。

邻座是个老**，带着个小女孩。对面是一对年轻夫妻，女的怀里抱着婴儿。

火车鸣笛。

哐当一声，缓缓启动。

宜春站台向后移动，越来越快。城市的高楼，郊区的平房，农田，山丘，一样样从窗外掠过。

佟震把脸贴在玻璃上，看着这个他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，一点点消失在视野里。

没有伤感。

只有一种空荡荡的、悬在半空的感觉。

火车加速，驶入田野。江西的红土地在阳光下泛着赤红的光，稻田一片接一片，偶尔有白鹭飞过。

“小伙子，”对面的年轻男人开口，“去哪儿？”

“上海。”佟震说。

“上学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哪个大学？”

“华东理工。”

男人眼睛亮了：“好学校啊！211！有出息！”

老**也看过来：“大学生啊？真好。我家孙子明年也高考，不知道能考个啥。”

小女孩仰着脸看佟震：“哥哥，上海有迪士尼吗？”

佟震愣了一下：“……应该有吧。”

“我去过！”小女孩兴奋地说，“有米老鼠！”

她母亲拍了她一下：“坐好。”

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。火车哐当哐当，有节奏地摇晃。有人开始打牌，有人嗑瓜子，有人看报纸。

佟震从手提包里掏出本书——《高等数学》，大一上册。他提前买的，已经自学了一半。

翻开，开始看。

公式，定理，证明题。这些他熟悉的东西，能让他平静。

时间在书页翻动中流逝。

黄昏时分，火车进入**境内。窗外景色变了，水田多了起来，河道纵横，白墙黑瓦的江南民居点缀其间。

乘务员推着小车经过：“盒饭盒饭！十块钱一份！”

佟震没买。他从编织袋里摸出剩下的鸡蛋饼，已经凉了，硬邦邦的。他慢慢啃着，就着保温杯里的白开水。

天黑了。

车厢里亮起昏暗的灯。有人开始铺报纸在地上睡觉，有人脱了鞋，脚臭味更浓了。婴儿哭起来，母亲抱着来回走动，嘴里哼着听不清的摇篮曲。

佟震合上书，揉了揉眼睛。

窗外一片漆黑，偶尔有零星灯火掠过，像萤火虫。

他抱着手提包，闭上眼睛。

睡不着。

脑子里又冒出陈斌的话：“到了上海，咱们什么都不是。”

他睁开眼，看着车窗玻璃上自已的倒影——模糊的，年轻的，带着稚气的脸。

他突然想起父亲最后说的那句话。

上车前，在车站院子里，父亲抽完那支烟，走到车窗边，敲了敲玻璃。

佟震摇下车窗。

父亲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然后说：

“震啊，城里人精，你得生猛点。”

“生猛点，才不会被吃了。”

那句话，他当时没太懂。

现在，在这列哐当哐当驶向上海的火车上，在这弥漫着各种气味的硬座车厢里，在这漆黑一片的夜色中——

他突然懂了。

生猛。

不是凶狠，不是野蛮。

是咬紧牙关，是攥紧拳头，是把所有的不确定和恐惧都咽下去，然后挺直腰杆，往前走。

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。

也得走。

因为退路已经断了。

身后是父母全部的家当和期望，是小县城十八年的全部积累，是那张689分的成绩单，是那本华东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

他必须生猛。

必须。

火车鸣笛，驶入隧道。

黑暗瞬间吞没一切。